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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斯宾塞中国经济正向最尖端领域迈进

2019-10-07 20:21:40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诺奖得主斯宾塞:中国经济正向最尖端领域迈进

美国东部时间2月14日(北京时间2月15日)消息

,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为新浪财经独家撰文表示,中国经济正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最尖端产品和服务领域迈进,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将会更为激烈。

今日,美国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2011年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表示,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正在进入“奔小康”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增长链中的劳动密集型部分会从中国的高收入地区消失,迁往发展程度更低的地区,而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会升级。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全球供给链的高附加值部分攀升,实物、人力和制度资本都会得到深化,促使其经济结构向发达国家靠拢。发展中国家的总规模、其不断上升的收入,以及其在价值链中的不断攀升正在给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可贸易部门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

斯宾塞认为,这将使得从前只存在于发达国家的领域“最尖端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在全球的竞争也将变得更为激烈。

同时,斯宾塞也警告说,“奔小康”有时被视作是一种陷阱。大多数踏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都会经历经济增长减速。

在二战之后13例持续高增长的例子中,目前只有5例: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够在整个奔小康过程中保持高增长,成功超过人均收入20,000美元的发达国家标准。

对于目前的美国经济来讲,尽管美国经济已在持续复苏,但失业率仍然连续数月高居不下。斯宾塞认为,危机之后国内需求不足正在造成美国国内极高的失业率的主因。他表示,外国需求,特别是高增长新兴市场的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美国内需不足的问题。

同时,美国重塑竞争力需要多管齐下,即加强对人力资本、经济的技术基础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在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金融、保险、计算机系统设计等方面加强出口。此外,扩大出口范围将帮助美国减少外部赤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文章全文如下:

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和金融开放程度已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要归功于IMF等国际机构和肇始于1947年关贸总协定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与此同时, 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世界上新诞生了许多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将经历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如今刚刚过半。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会将把我们带往何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如何影响这一进程?

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正式壁垒降低后,几大趋势合力提高了后殖民地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速度。这些趋势包括技术进步尤其是运输和通信方面以及跨国公司的管理创新和供应链整合。

因此,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传统上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扩张。首先是纺织和服装业,然后是箱包、餐具、玩具等行业。供应链也出现了地理上的分散趋势,低附加值部分开始向低收入国家转移。

比如,在电子消费品行业,低收入国家已经成为劳动密集型组装地的不二之选。但半导体元件、电路板和其他元件仍在中等高收入国家如韩国完成设计和生产过程。

虽然全球经济结构的变迁用“只发生一次”的过程来形容最为贴切,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却显示出了重复性。强大的经济力量推动了结构变迁和经济多样化

,巩固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具有共性的转型。

比如,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正在进入“奔小康”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增长链中的劳动密集型部分会从中国的高收入地区消失。在基础设施和物流领域大规模公共投资的推动下

,其中一部分会迁往收入较低的中国内地。但是,最终,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迁往发展程度更低的地区

,而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会升级,不管是在出口部分还是在国内消费产品部分国内部分的升级必须在收入增长的条件下才会发生。

但奔小康有时被视作是一种陷阱。事实上,大多数踏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都会经历经济增长减速。在战后13例持续高增长的例子中很快还将包括印度和越南,增加到15例,只有5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够在整个奔小康过程中保持高增长,成功超过人均收入20,000美元的发达国家标准。

结构变迁是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前景的一部分。而全球经济前景的总趋势又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部分是因为各国加入全球经济的时间不同,扩张的速度也不同。先发高增长经济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最初靠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起家,接着升级至汽车等资本密集产品,然后再升级至设计和技术研发等人力资源密集型生产活动。随着工资的增长,原先在日本进行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转移到了全球经济的后来者那里。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廉和经济政策改革。但当时没人预料到中国会在一夜之间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开放的市场导向型经济,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自由度大大提高。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全球供给链的高附加值部分攀升,实物、人力和制度资本都会得到深化,促使经济结构向发达国家靠拢。这使得从前只存在于发达国家的领域“最尖端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其竞争也将变得更为激烈。

在这一阶段,新兴经济体往往会走到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总规模、其不断上升的收入,以及其在价值链中的不断攀升正在给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可贸易部门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

对大型发达国家的冲击有多大?以美国为例,1990年以来,美国净增2,73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98%属于不可贸易部门,主要以政府部门以及卫生、零售、接待和房地产业为主。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和家庭支出将长期受到约束,资产价格也有下降压力,能否维持原先的就业机会创造速度大有问题。

事实上,危机之后国内需求不足正在造成美国国内极高的失业率,虽然美国经济已经有所复苏,但失业率并未出现下降。从经济学原理上讲,外国需求,特别是高增长新兴市场的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内需不足的问题。但事实上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至少是尚未发生。美国的贸易逆差确实从2007年的7,020亿美元下降到了2009年的3,750亿美元,但这全部是由于进口锐减造成的,从2.35万亿美元降至1.95万亿美元。事实上,出口上也是略微下降的,从1.65万亿美元降至 1.57万亿美元。

出口增长可以从价值增加链中美国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的部分中获得,比如金融、保险、计算机系统设计等。但是,要想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减少外部赤字,出口范围也必须有所扩大。

这就要求在更多的可贸易高附加值部门中重塑竞争力。要是能够有轻易笃定的、提高竞争力之法就好了,但这样的方法并不存在,而贸易保护显然不是正确的选择。重塑竞争力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复杂的挑战,需要多管齐下:加强对人力资本、经济的技术基础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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